“农村地区老龄问题将提前集中爆发。”2021年12月25日，老龄社会治理的“中国方案”研讨会暨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建院仪式在上海举行。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认为，由于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长期存在，农村老龄化将对“三农”发展与乡村振兴带来挑战。

　　【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】

　　原新展示了一张“中国老年人口潜在供养比变化大趋势”图，数据显示，每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对应的15-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正逐步下降，2010年是5.28，到2030年预计为2.28，到2050年预计为1.47。

　　在40多年的紧缩型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，我国实现了“控制人口数量、提高人口素质”的战略目标，并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奇迹创造了人口红利。

　　原新认为，也正是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，我国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进程中，深度和重度老龄社会将至。从我国老年人口年均净增量来看，2000-2010年是600多万，2010-2020年是800多万，2020-2030预计为1100多万。这一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，在总人口超过1亿的人口大国中进程最快。当快速老龄化过程结束后，本世纪下半叶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3.8-4.8亿，老龄化水平徘徊在36%-38%，列居全球深度老龄社会国家方阵。

　　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问题，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活力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，是老龄社会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；老龄社会又是重大的民生议题，老龄社会的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，为老年人分配“经济蛋糕”的制度安排明显滞后于老龄社会的进程。

　　【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”】

　　自我国明确实施三孩政策、取消社会抚养费以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已有20多个省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改，增设育儿假、延长产假等措施成为亮点。但这些生育鼓励措施以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的覆盖人群为基础，小微企业、非正规就业与农业劳动者需要自己买单，难以得到实惠。

　　“这些优化生育政策对提升生育率有一定作用，但不宜期望过高，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。”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、南通大学经管学院特聘院长左学金说。

　　日本、韩国和新加坡虽经多年努力，都未能把生育率提升到1.5以上。2020年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.36，韩国为0.84，新加坡为1.1。

　　左学金认为，生育成本或机会成本上升，家庭小型化使得生育的养老保障效用弱化；生育力下降、不孕不育率上升；青年人婚育观念的变化，都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如何促进老龄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，是需要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。他建议，将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，并将职业教育推迟到高中阶段以后；在降低强制缴费率的基础上，鼓励低收入劳动者尤其是农民、进城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